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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旧作之五---------理论的苍白(1)
言行一致 走出矛盾误区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所在的中学曾经发生一起典型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一位年轻的政治课教员在课堂上批判“合二而一”,大讲“一分为二”。他说:“一分为二”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对辩证法的新发展,是认识一切事物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举了许多例子说明“一分为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这时,一位红卫兵小将带着疑问的口吻问:“对刘少奇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呢?”“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这位教师马上汗流浃背,口嗫嚅而难言。在革命觉悟颇高的工宣队长的严厉追问之下,这位教员昂然宣布:“既然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那么对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例外,否则它就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规律”。于是他马上被当堂揪出来示众,罪名是为刘少奇翻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
当时理论界、思想界早已用一分为二代替了对立统一规律,把一分为二当做“两分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但是,当这种辨证的“两分法”触及到禁区时就变成了绝对化的“一分法”了。特别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来说,只有优点绝无缺点;而对如刘少奇和帝修反来说,则是只有缺点绝无优点。这就必然陷入无法解决的进退二难的矛盾误区。对于这种矛盾误区,当时思想觉悟水平颇高的工宣队长是这样振振有辞地解决的:“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这是不可怀疑的,但对毛主席和刘少奇是例外的,因为这是政治立场问题”。政治问题高于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这就是当时理论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原则。
现在,时间又过去十多年了,但这种既卖矛又卖盾,言行悖逆,自相矛盾的现象,在理论界和现实中依然存在。这实在是理论界和思想界难以突破的矛盾误区。
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强调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分法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对许多问题又大搞绝对化。诸如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三面红旗、三大改造------好就绝对地好;而对于刘少奇、赫鲁晓夫、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私有制、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坏就绝对地坏。一方面大讲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认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根本不存在任何绝对不变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认真强调诸如马列主义等几项“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拼搏在线计划,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几条标准是不变的,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几条标准是不变的。一方面嘲笑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因为他的“绝对观念”演变到黑格尔哲学时就达到了终点,演变为普鲁士国家时就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的辩证法是最彻底的,发展到毛泽东思想时就达到了“顶峰”,发展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一方面强调高度民主,另一方面民主问题又因涉嫌资产阶级而长期成为研究禁区;一方面强调法制,另一方面特权阶层又可以以言代法超然法外;一方面强调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须受到几项“基本原则”的严格限制------。
长期以来,理论之所以无力,宣传之所以为难,就在于;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说一套做一套,陷于不可逾越的矛盾之中。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将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原则贯彻到底。所谓“到底”就是彻底破除任何凌驾于理论之上,法律之上的政治特权,这就是必须彻底实现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标志就是没有任何禁区限制的真正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既然“两分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然发展运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对于共产党本身,对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对于伟大领袖及其思想本身,都不应该成为神圣的,不可以分析、思考、研究、探讨和议论的禁区。党的任何方针、政策、领袖指示,长官意志,都不应该成为不可触犯的雷区,都不应该成为不可侵犯的圣旨天条。
只有真正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办事,只有真正地按照共产党的宗旨办事,只有真正地按照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办事,只有真正的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彻底取消一切凌驾于人民和法律之上的政治特权,才能真正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信誉,才能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和信誉,才能使理论和宣传工作走出进退两难的矛盾困境,才能体现出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价值和作用。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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