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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张树新: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共识就没有未来
张树新: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共识就没有未来





  天涯社区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的 “环保写作”征集活动今天公布入围奖名单。作为评委之一的张树新女士接受天涯专访。


  张树新,SEE环保写作奖评委,联和运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互联网启蒙人。

  下面是张树新在专访中的部分观点:

  1、自由先于民主:

  张树新: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2、共识决定未来: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3、互联网只是镜子:

  张树新: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互联网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变成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4、为什么?:

  张树新: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5、本能救了我:

  张树新: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6、选择:

  张树新: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7、辨识和逻辑:

  张树新: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8、体系的问题: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

  9、反思:

  张树新: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10、猪:

  张树新: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下面是完整稿

  李国盛:您怎么评价这次五部入围奖作品?

  张树新:首先我们看出作者都很认真的参与了这次环保的征文活动,他们都在对我们提供的知识库非常的认真阅读理解之后,构建了一种科普文体,然后试图按照我们编委会的要求,把这些知识糅到故事或者是更易于传播的写作框架里,使得环保知识能够轻松阅读,这一点这五部都做到了。我觉得所有完整的20几部作品都试图朝这方面努力。从编委会角度来看这五部较为突出。

  李国盛:本次征集有一个遗憾,是大奖空缺。

  张树新:大奖空缺是编委会的一致决定。也有可能是我们当时想象的目标不太现实。我们当时设想通过这样的征集,除了在过程中起到环保观念普及作用之外,也真正能诞生一部类似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像《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应该讲我们看到的作品和这个设想都有距离,也可能我们想象的这种形式不存在。因为毕竟我们小的时候是阅读资源缺乏的年代,今天看来不是很好的写作在那个时代也会很畅销。

  李国盛:通过这次征集,我们发现环保在互联网上好像不是热点问题。

  张树新:环保是一个大问题,大到说和政治文明有关,小到说和我们个人的生存有关。但在快速阅读、信息爆炸和信息热点很多的年代,网友群体也相对年轻,大家对事情的关注度极易转移,环保反而是属于边缘话题。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起来,这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一代人的担当的大事。只是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和中国转型一样,不是单一的问题能解决的了的。

  不过我觉得在不同的热点间有一些基本面相同。我们可以看过去10年我们关心什么,近5年我们关心什么,可以把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的逻辑归为几大类。像我们这几天关心的绿坝的问题还是前两天关心的邓玉娇的问题,其实是有相类似之处,都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好。

  李国盛:您怎么看刚才提到的邓玉娇案例?

  张树新:中国处处存在巴东县政府,它们对信息化的不适应,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对信息社会的理解错误。实际上他没有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可以用三峡隔住的巴东县了。由于其典型特征在机缘巧合下变成公共事件的时候,邓玉娇已不再是邓玉娇,巴东县也不只是巴东县,这就导致了很多巴东县政府不理解的现象。中国这种地方太多了,工信部何尝不是巴东县?其实它们对于信息化时代到来的反映有同样的错误。当然我们很希望党国更多决策者不是巴东县,他们有更好的方法。

  李国盛:您在人民网做访谈时候提到互联网是放大镜和凹凸镜。

  张树新:是,互联网本身不产生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放大镜或者是凹凸镜。这个凹凸的分布可能和当时社会的气氛和不同的情形有关,和现实社会中其他的管道畅通程度有关。

  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管道畅通的社会关注点上,也许在互联网上这个点就没有那么凸。也许我们在某些其他的管道,如果我们整个社会沟通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民众的意见与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沟通管道不是很畅通的情况下,在相对畅通的互联网就显得非常集中和突出。

  我经常看到有些网友说从不看新闻联播,这也是偏激了。新闻联播也是了解信息的一部分,这些信息自有它的一些表述方法。把任何一部分信息当作中国全部,都是以偏概全。这些各自意见相关性叠加起来,才会构成社会风貌的整体。

  我们看某个历史截面,有人看正史,有人看野史,也有人看清明上河图,这些加在一起才有可能稍微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除了新闻联播的角度,其实社会还有很多活色生鲜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体现是非常明显的。互联网给了我们相对公平的了解社会全貌的机会。

  李国盛:您是中国最早推动互联网普及的启蒙人,现在您感兴趣在旅行和读书。当年您满怀豪情推动中国互联网如果说是胸怀天下的话,您现在是不是回到独善其身的状态?

  张树新:也不能简单这么讲,其实读书首先是一个解毒的过程。我们这代人生下来就已经被种了毒。就像我们在尚无选择能力时就成为无神论者,当面对生命无常时由于可怜无助又临时抱佛脚。我们开始思考时就用唯物论、辩证法来解释一切。轻易的进入某个解释系统或者生下来就被种下某种解释系统是种不幸。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话语系统其实是和现实生活没有多少关系的。我看过台湾的一年级小学课本,他说天黑了爸爸还没有回家。我们课文是毛主席万岁。后来我们发现万岁是皇帝的称谓,那时会很困惑,一个人到底能活几岁?当认真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话语体系跟现实关联很苍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必须面对的困惑。

  然后我糊里糊涂的学了科学,糊里糊涂的去读了萨特和尼采,糊里糊涂的以为某些治理技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然后糊里糊涂的所有人都去挣钱。当有一天你40多岁了,当你想起生活的细节和你知道的词汇不能对应的一天,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可怜,你不知道怎么描述真实的生活,我不知道其他读书人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解释不了。两个体系两张皮,生活在其中会挣扎。如果相对的想更加真实的活着,读书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不过通过读书来解毒也是很痛苦的行为。

  李国盛:清零。

  张树新:清零是很痛苦的,因为先要把所有的过去解释体系肢解掉。你要学习某一个体系,然而你又没有幸运的进入某一个体系,皈依某个体系,就更痛苦。我们活在中国的现实中要和中国现实对照,为什么那么多政府大楼建得像天安门广场?它背面的房子还是像几十年前的贫民窟?为什么有的人白天和晚上讲的话判若两人?这其实都是很严肃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今天中国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形成的局面,这些局面导致的价值观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的这些结果。这些矛盾纠集会导致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暂时是无解的。

  其实纯粹的建立解释体系只解释自己不难,难的是同时能解释今天芸芸众生诸多行为,能够理解,能够坦然。其实对于我来讲无非是想获得一种坦然,然后能淡定,不焦虑。然后能够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有些把握,知道也许自己有些事情没有做对,也许某件事其实不该做,也许某些事该放弃。这是需要有一定的精神资源和价值支撑的一种解释。总而言之某种程度还是为了救自己,我觉得自己很自私,现在还不存在救别人,我还没有救完自己。我把这个解释为独善其身。

  李国盛:您追求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是为了让自己坦然。但是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不可知,而且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就更多。从这个角度看,您的努力越多,痛苦和困惑就越多。您是怎么解决这个越来越大的压力?

  张树新:书有越读越厚和越读越薄的过程。人生大事无非是几个方面的意义。当你读的书越来越薄的时候,你就开始追求基本问题了。这些基本问题无非就是何为真何为假、何为善、恶、美丑、何为公、何为私、何为个人、何为集体、何为国家、何为民族、何为技术、何为科学、信仰和宗教、哲学的关系、自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什么群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个人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血缘民族和世界国家的关系。我们读很多书无非是这些概念在不同时期构成不同的故事情节。读书多了以后会发现,大量问题在过去多少人都想过。但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和不同的技术手段,这些问题会变化,但基本逻辑我觉得是支撑自己思考的框架。

  建立自己的解释体系最早是给自己解毒,这个过程是最痛苦的。很多已经被灌输的思维方式还在,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和它有冲突的。也经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这是很痛苦的。当到一定程度,把所有这些框架都卸下,就像卸下盔甲,血液清洁了。

  清洁以后还要逐渐建立通过基本问题的认识、剖析建立思考框架。然后用这个框架重新思考现实。自己解释系统的脉络就会理出来。当然这个框架不是一日一夜就出来了,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可能会逐渐的丰富变化。这个框架支撑我对很多问题看得清楚,有判断。再回来看自己,才能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

  李国盛:要经过好几个步骤才能到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是不是太复杂了?

  张树新:我有一个天然的好处,我是一个本能很强的人,这个本能会导致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会不舒服。我很年轻时候在国家机关工作,当领导亲切的拍我肩膀时候我就本能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能热爱真实,痛恨虚伪,喜欢率真的人、智慧的人。这些本能救了我。

  李国盛:刚才提到看书的两个过程,您现在看书是越来越厚的阶段还是越来越薄的阶段?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是薄厚同时有的阶段。我个人觉得薄的可以读读阿伦特,可以读读哈贝马斯。但是厚,因为中国现实超越了他们当时的情景。新的变量大量涌现,全球化、我们空前的碎片化的交往模式、互联网。在些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先哲们在他们当时情景建立他们的体系学说,只能帮我们解释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些体系抽离出来的逻辑,对照今天这些现实问题,会发现多了很多变数。而这些变数是没有体系来构建的。所以厚薄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的同步过程,简单的薄厚都不可能。

  李国盛:您所学的是应用化学,现在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中间有什么联系?

  张树新:化学很有意思,化学和物理最大的差别就是化学研究质变。从有机化学到生物化学、物理化学、量子化学。我们会发现当各个学科复杂融合才可以稍微解释生命现象,可见生命现象多高级。而社会又是由这么多生命组成的,你就知道其实社会科学没有那么简单。

  李国盛:观察社会科学更像是研究生物学,是有机的、系统的、生命集合体。

  张树新:生命问题中核心是基因,可是基因也还在变异。我们总不能讨论一些不可讨论的问题。我们可讨论的是基因可决定的一切。当一个社会在转型期,他原有的基因一定具有很重要的关键决定因素。但同时大量的刺激他产生变异的条件同时发生。比如说全球化,比如说互联网,比如说新一代人的知识和价值结构与决策者知识和价值结构不对称。

  李国盛:导致变异的因素也包括每个个体的选择在里面。

  张树新:是的,当每个人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10个选项,当每个人选最坏的选项,坏坏相加又是什么。这导致很多误会冲突,而这个冲突在于没有基本共识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这就是很多社会事件当我们用科学眼光观察的时候会感觉很吊诡,而且会发现冲突各方往往都会选择最坏的选项。

  李国盛:也有的冲突和矛盾是因为基本常识问题。比如在三鹿牛奶事件人们谴责最多的不是三鹿而是蒙牛,因为蒙牛之前把自己宣传的太完美了,但是好商人不一定是好楷模。

  张树新: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了,我们思维能力的多元化辨识能力还没有形成。我们习惯于把一个单一方面的成功推广到另外其实不相关的外延。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商人能赚钱,他就一定是一个道德楷模,一定是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其实这些方面未必逻辑相关。为什么一个好明星、好播音员就一定是一个好人呢?他只是一个演员和职员而已。他演的好不等于自己真好,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的。

  我们这些年的励志教育多于基本的辨识教育,这导致很多盲目的粉丝现象。我们很多企业家变成了和超女一样的明星。其实企业家自己也不能担负其重。我相信老牛自己最初也没觉得能变成别人的人生楷模。也许他恰巧喜欢这个,这点给他的感觉很好。

  我们民族也太愿意以成败论英雄。像黄光裕下台前后的各方表现,我们对坏人不公平,对好人也不公平。我们对好人希望他接着更好,什么都好。那好人就傻了,因为其他方面可能是他的短板。这个时候他已经背上了那个光环。虚荣是一种毒瘾,导致很多人以为自己真的是别人的人生楷模。

  回到蒙牛事件,人们对待老牛已经不再是对待一个普通的企业家,而是对待曾经的人生楷模。那就是爱之深,恨之切。

  李国盛:我们不仅仅是在很多常识上有缺位,在共识上更是有很多空缺。

  张树新: 关于共识,宗教解决这个问题是把它放在彼岸,尤其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上帝是神,对于精英来讲是绝对真理。当把绝对真理放到彼岸后,所有人都不可能去扮演神,而且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这些价值基础不用争论。在这些方面他已经形成了制度文明的结构基础,而这个结构基础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构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基石。

  李国盛: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通过树立一个神来当作绝对真理了,我们达成共识还有没有可能?

  张树新:我们的共识体系百年来没有很好解决。1911年反封建是共识,因为我们都痛恨清王朝。后来我们建立了共和,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到30年代救亡又变成一个共识,这是一个短暂的共识。我们经常达成很多短期共识。比如1989年以后得到一个短暂共识就是发展经济。当我们把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建立共识。不过这个共识现在还没有达成。

  大家能否对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是中国未来社会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当局在努力,比如说八荣八耻,其实是试图在社会上建立一个伦理共识。但是如果说的人每天在破坏,我不是指最高层,因为这是一个体系问题,当这个体系的所有人嘴上都在讲,而很多人用实际行动来破坏,那就只有反向作用。

  李国盛:公众在网上的各种表达会让很多反向作用削减。

  张树新:在今天社会中,在一个现代化没有解决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的行为权利要求是在追求自然权利,是生命权、表达权、信息权。我觉得当局没有理解这一点,普通人本能的只是在争取自然权利。

  这些自然权利怎么进化成一种更加文明的状态和现实社会文明程度相关。如果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央电视台反映的不一样,那么它所有的极端面就会变成凹凸镜的凸点不断的凸出。互联网其实对于现实社会建设改进有好处。怎么用好这个镜子,而不是拼命的把凸点压回去,假装不存在。

  当照妖镜在面前,是打碎镜子还是让自己变成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项。

  李国盛:刚才您提到真实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主流媒体反映不同。其实在个人层面何尝不是如此,想什么和说什么有时候是不相关的。

  张树新:我觉得中国大量普遍人是内道外儒、我心狂野,是受压抑的。回家孝敬父母到外面尊敬上司,亚洲人都这样,特别是日本人。其实他内心真的服吗?我们自己很接受自己的外观行为和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

  李国盛:您认为中国当下的短板是什么?

  张树新:改革开放30年,权力没有从市场退出。中国人在物质上富有的群体未必真的是企业家,中国最有钱的组织机构是财政。有钱又有权而且还不受制约,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妄念和邪恶已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问题,是体系结构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政治

  体制改革推后,似不明智。

  关于维稳压倒一切的政策,我特别同意孙立平教授的看法。把维稳变成唯一的执政目标是非常没有长远眼光的做法。也许当局有当局的难言之隐。但是这样的结果会牺牲未来。金钱和资本的结合的利益驱动的社会,人人为用利益购买权力,然后用权力再去为利益服务,这个社会就彻底腐烂了。很多人都想推后改革步伐,因为会改到自己,由此我们会牺牲这个民族最基本价值的东西。当钱能够管权,钱能带来更多的权,权能带来更多的钱,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最不堪的境地。当一个社会大量人不是人,是猪。那坐头等舱的猪和骑自行车的猪又有什么差别?还不就是活着?

  汶川地震,当局和群众高度的共识是救生命。但这个共识似乎太原始了,跟我们这泱泱大国太不匹配了。我们还有那些共识?我们有没有信息权利的共识?草民应该获得那些权利?还是有哪些权利是个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我们社会系统的运转机器有没有人掌握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人掌握?是不是很多人利用这个机器为自己服务,而这个机器在自行运转?如果是那样就可怕了。他们不希望这个社会会更好,只希望从这个机器中获得更多。那这个社会就坏了。驾驶这个机器的所有人互相都不能决定谁,这个社会越来越坏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好预期。我们今天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所以也不会有罪己诏。如果是巨大的抽油机至少要抽的更长久一点吧?

  李国盛:很多人在系统中顶多是螺丝钉,起不到决定作用。

  张树新:阿伦特讲过平庸的恶。在纽伦堡大审判,纳粹的领导人从个人层面他们好像大部分是好人,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官僚,只是没有自由的心智和自由的判断自己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只是兢兢业业的执行,而且是希望做得更好。很多恶事并不一定是坏人做的,很多人是好丈夫,好妻子。

  独立思考很重要。我们要有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这些都自由以后我们才具有达成基本问题共识、共同决定某些事的权利,这是前提。

  李国盛:您曾经说“不自由,毋宁死”。

  张树新:自由是自由的心智、自由的眼睛、自由的身体。我最近在想,其实我们在“五四”讲到很重的民主和科学,这两点是不是中国最主要问题?民主是一种治理技术,当一个封建王朝解体,每一个个体在尚未真正自由时践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是假民主?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自由,平等是否是民主制度的前提?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平等的权利,当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你的自由可能也是假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像我们这样自以为精英的人群,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自由?。要么为利益说话、要么为体制说话、要么为虚荣说话、要么因为骄傲和愚蠢枉自发言以为可以代表他人。如果并非自由的心智与辩识,那么所做的判断和参与的决策可能也有问题。自以为做的对社会很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好?这大概需要反思。

  李国盛:现实中的很多人离您说的“自由的头脑,自由的心智,自由的辨识能力”有不小的距离。这是不是您为什么说现在的所谓企业家、学者等精英也是过渡的一代?

  张树新:我为什么说过渡,就连我这个年龄,45、46岁,都觉得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包括物质和精神。因为我们先是被模式化了,然后从模式化中挣脱。这个挣脱过程耗费了我的青春。我又用中年大多时光,重新建立生活、精神基础,这些基础耗费了我们中年大部分时间。再有一部分人还有幸说建立了自己辨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牺牲了很多人,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我们才刚刚完成独立个人的基本条件。这时候“人”已经不多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再加上中国问题复杂。我们有太多人身在其中,我们有太多的利益关联是很难割舍的。我觉得我是特例,不具有典型性。我们的发言、表述就有利益驱动的狭隘。另外就是人生有限,不可能见识了解更多的东西。当然如果今天谁给我们一个体系我们都信,我们就没有这么多苦恼了。很多当代精英大多比我年龄大,他们已经步入人生的秋天,他们已经激情不在,求稳为先,打打高尔夫。你还能期望他们能做一些什么?他们能想真正想明白一些事情就已是三生有幸了。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中太多的人只是解决了自我的生存问题,和自己周边小部分人的生存,达成了自己的名利愿望,再多的公共担当似乎已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还是对下一代抱有希望,70后、80后、90后,虽然有很多人批评他们。他们因为互联网生就自由本能,少了痛苦的解毒和挣脱过程。他可能现在看上去非常的偏激,会以偏概全,可能非常极端,我觉得这是历史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基本问题会逐渐浮上水面。

  这中间可能会有动荡。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奇怪的过程,好像这个国家最顶上的人和最低下的人似乎有契合,不知道这个契合是真假。这中间还有大量的官僚和利益阶层,我突然想毛泽东文革想干什么来着?我相信这一代人会在某些事情形成共识。群盲时代过去了,当信息权利逐渐平等、生命权利逐渐平等、财产权利逐渐平等,一定会有一些人思考趋于理性,一定会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有超级组织能力的人出现,一定会有一些有道德号召力的人出现,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李国盛:台湾是很好的参照。

  张树新:前一阵有一个朋友送我一套有意思的书叫《20世纪的台湾》,100年60本,把每年的事情用照片和当时报道做总结。我几天看完,从1901到今天,你觉得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观察对岸同样中华民族的努力的过程。我那个朋友说你看完怎么样?我说在看二二八,二二八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历史事件

  1905年1945年日本占据台湾,除了给当地人洗脑让他们讲日文之外,他们也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他们兢兢业业的管理这个岛,当1945年日本人被赶走,其实当时台湾人骨子里高高兴兴的欢迎国民党。不过到1946年矛盾出现了,因为作为“职业经理人”国民党不专业,甚至不如日本人当时职业,而且犯了很多低级错误。国民党把台湾当成大后方,他用天然统治者的傲慢简单处理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导致一件小事情被放大演化,也因为死了许多人,从此变成国民党很难过去的坎。

  第二个问题,台湾从1966年到1976年,你会发现当时所有的民主斗士变成民进党的创始人,但最后当了国家领导人的都是他们的辩护律师。在民主转型的时候,第一波、第二波反对党上台的一般都是律师,因为程序正义,这是当时社会资源最稀缺的。但往往这些人最后都出了问题,你看韩国也是一样的。看来我们不止需要律师,我们还需要好律师。也许这就是一个注定的要不断改进完善的制度

  我们的未来还很遥远,跟这个未来相比,今天我们这些人不是过渡是什么?

  李国盛:政府、大众、社会精英,假设我们简单的划成这几个层面,您认为这几个层面的互动是什么样的关系?最需要改变的是哪拼搏在线首页个?

  张树新: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各说各话,自己玩自己的。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状态,社会精英得不到大众的群体性情感的认同,我觉得跟姿态有关。如果所谓的精英们能透过姿态上的改善和平等意识的增强,变成了社会精英群体情绪的理念提炼者,然后具有与政府更良善的沟通技巧,让三方相对负面的部分变成更加良性的,也许这个社会会更好。

  精英是有改进空间的,精英的傲慢和轻言一定要解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傲慢与偏见要改变。精英的傲慢与无知其实是和政府有一比,经常以为自己可以代表所有人。我今天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代表任何人。如果我要想代表别人,我前提要征求每一个人意见,加权平均获得所有人授权。这是一个基本程序,如果这个程序没有,那我们跟政府对立的精英如果到台上也不会和现在有差别,因为你权力意识本身是有问题的。

  另外政府一定要自信,从大范围讲现在是中华民族再没有过的好时候,作为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骄傲和自卑,这个自卑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骄傲是我们在全世界还混得不错。

  李国盛:最近的旅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张树新:我和先生开车到西藏遇到一个纠纷,这个纠纷也很简单,当地有一段路程没有摄象头,但他们用限速卡通过你的前后时间来计算你是否超速。本地车知道这样的规定,没有人拦你,你要自己取卡,自己送卡。但是你前面没有领卡,后面就会罚你。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前几个岗没有人,第四个岗说我们违法,警察本能收了我们驾照,于是就争吵起来。当时有一个情景,警察质问我,你怎么这么有理?我说“你是人民警察,我是人民,你是为我服务的!你知道吗?”他当时愣住了,全场寂然。当时他们就想这句话好像以前应该听过,他自己也没少说,但是人民从来没有在这个场合说过,他们当时就愣住了,他觉得好像对,我觉得他良心未泯。

  很多人民早就放弃了被服务的权利。

 拼搏在线计划 李国盛:您曾经说过,中国的很多学者都在研究假问题,怎么这么说?

  张树新:假问题是利益驱动,假问题可以发表,假问题有经费。媒体人面对假问题可以有利益。如果把真假看得比金钱重要的时候,就知道学术与传媒有天然的公共担当使命,而这些东西是不可被利益赎买的。一个人当自己女朋友是用钱买来的会高兴吗?如果自己教孩子说假话会高不高兴?当在家里教育儿子真诚,结果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很差,你自己是不是很愤怒?是否应坚持人生总有一些是不能被收买的?我想这些都是真问题。

  李国盛:互联网帮共产党消除了很多潜在的地雷,胡锦涛、温家宝很聪明,他们去年上网表态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您对共产党高层领导对互联网有什么建议?

  张树新:我觉得从社会热点问题聚集来讲,互联网是最快反应的渠道。第二,网络的广场效应会减低现实广场的压力。第三,中国经济改革是从特区开始,中国政治改革用特区来试的话,还不如用互联网来试试,看看人们畅所欲言能闹出多大的天。堵互联网是堵不住的,越堵膨胀的越厉害。合理的办法就是顺应,而这个顺应就是更加智慧的引导,不要再用现在有点愚蠢的办法。这个引导也需要现实政治文明的进步。如果你现实政治文明没有进步只能会造成更大的反差和冲突。最高管理层是不是有可能把人民除财产权、生命权,也把信息权、政治参与权等诸多权力还给人民。

  李国盛:假设您现在拿着阿拉丁的神灯可以实现任何愿望,您想实现什么?

  张树新:我最想实现的愿望是近五年要把要去的地方走完,要把想看的书看完,这够耗我人生很长时间。如果能让我速度、效率高一点,同时生命不是那么短暂我就幸福多了。

  这个过程我其实也在积累和消耗生命。这个过程有可能激情不再、兴味索然。我希望把求知欲、好奇心、幸福感和激情、理性思维能同时保持下去,我怕那些东西会消失。我对自己有恐惧,比如说我当时兴趣盎然的做商人,但是后来兴趣死了,一天都不想干了。

  我现在对这个社会会更好还有希望,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很怕很多事情因为年龄的缘故或者挫折的缘故让我失望,成为悲观主义者。

  李国盛:因为没有彼岸的召唤,所以很重视此岸的感觉。

  张树新:对,所以我很珍惜过程。

  李国盛:您想在50岁前给自己解释框架,还有哪些主要问题没想明白?把这些放在天涯看网友怎么说。

  张树新:未来中国政治文明所需的文化精神资源是什么?我们这代人临终之前会看到乱世吗?还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人恐惧这一点,就感觉还不如不变。



张树新简介

  张树新,联和运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辽宁抚顺人,出生于1963年7月,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系,被称为“中国信息行业的开拓者”。1995年5月,她创办瀛海威。1986年至1989年期间,她曾担任《中国科学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