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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死于许贡与于道人的合力
孙策之死与许贡和于吉这两个人有关。许贡是吴郡太守,因察觉到孙策怀有袭击许都的野心而“遣使赴许都”向曹操告发,事情败露后孙策斩杀了使者,绞杀了许贡,事情败露的原因是“防江将士”截获了许贡派出的使者以及许贡的书信。许贡死了,但许贡手下的三个门客坚决“不信邪”,他们乘孙策在丹徒西山“会猎”之际对其实施暗杀。当时孙策进入了目标圈,“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正中孙策面颊”!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箭头有药,毒已入骨”,由于孙策面部既有创伤又被毒性侵入,孙策需要由口腔颌面外科、五官科、血液科、感染科来合作抢救,三国时代会有那样的条件吗?华佗的徒弟只能简单告知孙策“静养百日”,而且说明,“若怒气冲激,其疮难愈”!华佗发明的外科药能使得箭毒部分地失去活性,已属不易,孙策要遵守的是“三分药七分养”的治疗原则,华佗的徒弟只能解决一个“三分药”的问题。

许贡播下了杀死孙策的种子,于吉便来给这一片土壤施肥。于吉,琅琊宫道士,民间尊称其为“于神仙”,于吉自己声称持有医书《太平青领道》一百多卷,一直以来代天宣化,普济众生。于神仙的出场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那一天孙策正在设宴款待袁绍的使者陈震和文武百官,陈震一来就告诉孙策,袁绍打算与东吴合作“共攻曹操”,孙策听说袁绍愿意与东吴联手攻打曹操,不禁喜出望外,当即在城楼上大摆宴席以庆贺这一特大喜讯的到来。孙策不仅主导了这次宴席,而且还亲自出席宴席,可见这个宴席规格之高!汉代极其重视酒宴的礼仪,吕后执政时期发生过刘襄在酒宴上诛杀吕氏家族官员的事件,刘襄是刘邦的孙子,刘襄为什么要诛杀属于吕氏家族的官员?因为那位吕氏官员“逃席”,此举被认为违反礼仪。《三国演义》也叙述过太史慈监酒的故事,汉代“酒文化”严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是,孙策的酒宴举行不久,使孙策感到怪异的一幕出现了:正在接受孙策款待的“诸将”竟然“互相耳语,纷纷下楼”。一个官员逃席已经是严重的问题,“诸将”集体逃席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逃席的原因竟然是街头出现了一个孙策闻所未闻的于神仙!孙策当然要“怒”!是于神仙大,还是孙策大?这是孙策第一次发怒。

孙策第二次发怒是在于道人求雨之后。于道人当时的身份是被孙策囚禁的犯人,求雨结束,“众官及百姓,共将于道人扶下柴堆,解去绳索,再拜称谢”。大雨之后街区积水,“军民俱罗拜于水中,不顾衣服”。众官及百姓拜谢于道人,事先并没有征得孙策同意,孙策本人也没有想好如何表态,众官及百姓的拼搏在线计划僭越行为惹得孙策再次“大怒”。对于吉“再拜称谢”,体现的是一个有恩报恩的公理,在这一公理面前,“众官及百姓”不再向孙策请示汇报,众官及百姓认为向于神仙致谢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需要履行任何请示汇报的程序。孙策发现社会公理大于个人的权威,不禁“勃然大怒”。于是孙策命令武士把于吉斩首。公理是人发现的,不具有任何争议性;真理是人发明的,具有时间性、地域性及广泛的争议性。在求雨之初,孙策表示“若午时无雨,即焚死于吉”。午时有雨呢?该如何处置于吉?孙策没有说!这对于吉以及试图维护于吉性命的“众官及百姓”来说是一个法律漏洞!于吉求雨的终局是:无雨,焚死;有雨,斩首。孙策在说“焚死于吉”这句话时故意给自己留了一个作恶的空间,孙策故意不说无雨如何处置于吉,法律的模糊地带就是这样发挥重大作用的。

孙策杀掉了于神仙,却没有把于神仙一了百了。“是夜风雨交作,及晓,不见了于吉尸首”。于吉被杀掉了,于吉的尸首却失踪了,那不是怪事吗?孙策第三次“怒”!孙策之怒尚未消弭,于神仙居然“从堂前徐步走来”!孙策又一次“大怒”,孙策“欲拔剑斫之,忽然昏倒于地”。这是孙策在于神仙事件中第四次发怒,第一次昏绝。此后,于神仙不断地在孙策面前现身,孙策一再地发怒,孙策前后一共七次发怒,两次昏绝。第二次昏绝系金疮迸裂,无药可救。华佗的学生事先给出的预后就是“怒气冲激其疮难愈”。孙策从第二次昏绝中苏醒过来之后认识到“吾不能复生矣”!

历史的孙策纯粹死于箭伤,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中,孙策死于刺客和于道人的合力。孙策和于道人有过一段简短的对话,在处死于道人之前,孙策问,“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回答,“未曾取人毫厘之物,安得煽惑人心”。一问一答间并无逻辑存在。医人疾病,与煽惑人心无关;煽惑人心,未必非取人“毫厘之物”不可。在处死于道人事件中,没有一个大臣表示支持孙策,吴夫人和袁绍使者陈震也不支持,孙策是一意孤行,推车撞壁,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