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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锐:二十世纪的三种疑古著作
【秘密书架】二十世纪的三种疑古著作

作者:吴锐

2013-03-22 11:25:06 来源:南方周末


吴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有《中国思想的起源》《神守传统与道教起源》 (南方周末资料图)

当代法国杰出的哲学家保罗·利科将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称为“三位怀疑论大师”。日耳曼民族以擅长哲学著称,这三位学者的怀疑论从德国哲学中受益匪浅。

稍晚于上述三位怀疑论大师,在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三位以疑古著称的史学家,他们是顾颉刚(1893-1980)、钱穆(1895-1990)和石泉(1918-2005),代表作分别是《古史辨》、《古史地理论丛》和《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他们都没有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而是秉持中国古代考据学的传统,依靠博闻强识,发现问题,从而提出惊世骇俗的解决方案。

疑古其实都是从常识开始的。古书都说大禹导山导水,划分九州、五服,于是四海会同,声教达到四海。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禹的丰功伟绩可谓大矣,古代从未有人怀疑。1923年,刚从北大毕业三年的顾颉刚,却据此怀疑禹不是人,而是上帝派下来的神。此说一出,立即遭到一片批评声。中国文化的道统是二帝三王传承的,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朝缔造者禹、商朝缔造者汤、周朝缔造者武王。如果禹是神,等于不存在这个人,三王减少为两王,道统的链条断了。顾先生不放心,向地质学家丁文江请教,丁文江答复说:“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顾先生还根据东汉许慎《说拼搏在线计划文解字》“禹,虫也”的注解,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激怒了普天之下的人。与顾颉刚有私怨的鲁迅于1935年在小说《理水》中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顾先生的假说被讹传为“禹是一条虫”,极大地丑化了新生的顾氏假说。虽然顾先生不久就放弃了这一假说,但这一假说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论敌当作软肋加以要挟和揭发。在20世纪50年代席卷全国的批判“胡适派”运动中,“禹是一条虫”是必不可少的讽刺话头(有兴趣的读者可翻翻《古史考》第一至四卷),直到20世纪末仍不止一人提起,如北京廖名春、上海朱渊清等“走出疑古”的拥趸。

其实正如顾先生的得意弟子童书业在该文跋语中说:“禹名从‘虫’,亦即‘勾龙’。”“禹”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多次,确是虫的象形,已经得到古文字学家公认。顾先生的学生杨向奎先生晚年称赞这是“卓见”,认为这是引进图腾说以证古史,将开辟新径,为《古史辨》增色。

童先生的卓见在什么地方呢?禹是姒姓。古文字许多字,即使加偏旁,还是那个本字,这已经成为常识。“姒”字的本字是“以”,“以”和“允”是通用的,清人王引之已经指出。1951年,在山东省黄县出土了八件春秋时代的铜器,铭文“庆其以臧”,有的作“允臧”,更从器物上说明以、允通用。“允”字,“以”在上,“人”在下。栾调甫认为允即《左传》“允姓之奸”之允,为允人专字,也是玁狁的同族。王献唐指出,姒姓是出于允族女子的。《左传》有人名“允格台骀”,历来没有很好的解释。我主张“允”即允姓,也即“以”姓,也即姒姓。“格”可能即“灵格”,也即神巫。“允格台骀”可以理解为姒姓的神巫台骀,故能成为汾水之神。允族发展为玁狁,是西北强悍民族,长期与西周为敌,也是匈奴的祖先。

《史记》说匈奴是夏族的后裔,学术界一边倒地反对,其实司马迁是有根据的。《史记》记匈奴之俗,以戊巳日为吉日,清人周寿昌认为戊巳在天干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义。我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巳”在十二生肖中拼搏在线首页代表蛇。匈奴的圣城叫茏城,又写作“龙城”,是祭祀匈奴祖先、天地、鬼神的地方。龙城也许是因为匈奴人崇拜龙蛇而得名。我国考古学家一边倒地从河南西部或山西南部寻找夏文化的源头,其实应该到西部渭水流域才对。

允字的上半部的“以”字,字形作何解说呢?我主张是盘蛇的象形。其字形有几种变化,小篆的“以”字,还保留了蛇的形状。龙是想象之物,是对蛇的神化,古人归为虫类。《史记》引战国韩非子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唐朝《史记正义》:“龙,虫类也。故言‘龙之为虫’。”东汉王充《论衡·讲瑞》:“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1981年,山东莱阳出土陶盉一件,其中腹铭为“蟲”字,而其下边的两个“虫”字是交尾连接蛇的图形。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三国时南中的夷拼搏在线下载人,没有文字,诸葛亮为他们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虽然这些夷人没有文字,但必有人为龙生的观念,因此诸葛亮因势利导。这种活生生的民族学资料,适足以理解古史。

九十年前顾先生顶风提出这样必然遭到全社会谴责的假说,显示了顾先生非凡的学术敏感性。顾先生虚怀若谷,将反对他的意见也结集,取名《古史辨》,自费印刷,第一册一炮打响,至1937年共印刷了19版。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即七卷),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第一名著。

在1949年之后,古史辨派走向式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保守主义,出现“国学热”,古史辨派批判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观死灰复燃,疑古被认为“很煞风景”,“打消民族自信心”,批评者的潜台词是:赫赫有名的《古史辨》其实是大毒草。顾先生的著述达两千多万字,单是他对六百字左右的《尚书·大诰》,就写出了五十多万字的考证,结集在《顾颉刚全集》第十卷下册。顾先生及古史辨学派庞大的学术体系,不是轻易就能颠覆的。

钱穆没有学历,受顾颉刚的引荐,才进入大学讲坛,去台湾后也是非主流,反而是大陆热捧他的思想史方面的著作。钱穆的《史记地名考》被香港国学大佬饶宗颐批评得很厉害,《古史地理论丛》写于20世纪30年代,结集于80年代,现在已经被淡忘;即使提到,也往往是作为笑话被提起。如教科书都说古书中的“江”专指长江,钱穆指出汉水也得称“江”。谁不知道巫山在长江三峡,但是我们看《战国策》:“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高蔡即上蔡,是确定的地名,那么巫山、湘水必近上蔡。后汉边让《游章华台赋》:“楚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巫山可以被楚王看见,钱穆断定必近淮域,应该是大洪山,洞庭应在江北。谁不知道澧水、沅水、湘水是湖南省内三条大河,只有钱穆主张三水之名最初在长江北。1962年,顾颉刚的学生谭其骧还在批评钱穆的这个“谬论”。

钱穆与顾颉刚年相若,长期共事,钱先生又经常在顾先生创始的《禹贡》半月刊发表历史地理考证文章,钱先生的观点当然为顾先生所熟知。虽然顾先生对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评价极高,但并不认同钱先生一系列独特观点,倒是武汉大学石泉教授(1918-2005)成为钱先生最大的知音。20世纪30年代前期,石泉在北平上中学,开始受到《禹贡》杂志的影响,还接受了《古史辨》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影响,后来受教于陈寅恪、徐中舒,曾经担任陈的助手。从石泉一生的学术观点来看,他更多地接受了钱先生的影响,接受钱先生的观点也远远多于顾先生的观点。

石泉提出他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论点时,顾先生尚在世,而且一直关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未见顾先生的评论。我们可以说,钱穆、顾颉刚同具高度疑古精神且同具历史地理专攻,但“同途异归”。石泉的代表作是《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初版,2004年台湾高文出版社增订版),其理论体系是:曾经作为楚国首都的江陵直到公元555年,一直位于长江的支流汉水之滨(今湖北省宜城市南境),而非长江干流上的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以此为坐标,古代荆楚地区一系列山川城邑,如古荆山、景山,古沮、漳二水,楚鄢都、汉魏晋宋宜城县,临沮、当阳、枝江等县,也都在汉水中游西面的今蛮河(也称“江”)流域及宜城平原上。湘、资、沅、澧四水(以及与四水有密切关系的洞庭)的名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相沿至今;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位置却有相当大的变化,并非一直是指今洞庭湖系的同名诸水。古代荆楚地区古里与今里的比例大约是3:1,即古里三里约相当于今里一里。

石泉的新说提出来之后,刚开始遭到很强烈的反对,后来遭遇不议不论的尴尬局面,虽未见整体反驳,但学术界一致感觉骇人听闻。《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的版权页显示,该书仅仅印刷了200册,可谓寂寥之至。2004年,《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还算不错。第二年,石泉去世。

疑古意味着自绝于大多数,意味着远离科研经费。反疑古则是随大流。史学家习惯用才、学、识三个方面评价一个史学家地位的高低。古往今来。有才有学的史学家比比皆是,史识突出的史学家则比较少见。像顾颉刚、郭沫若、陈寅恪那样才、学、识俱佳的天才更是凤毛麟角。钱穆、石泉稍逊,但绝对是第一流的人物。中国的疑古史学著作虽然少之又少,但是有顾颉刚、钱穆、石泉三位一脉相承,也算是学术界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