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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追问——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韦大林

一块石头、一棵树或一条狗,不会问为什么有白天和夜晚,为什么冬冷夏热,为什么水会结冰,鸡会下蛋;更不会问万物的“本体”是什么,自己和世界从何而来,等等。石头、树与狗的存在,是一种物的自在性存在,存在就已经足够了,它们无须再问其存在还有什么性质、规律、价值和意义,等等。人与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自为自觉性存在,具有一种“神圣的好奇心”(爱因斯坦),人永远要对自己和世界的存在设问和追问,追问其存在的方式和规律是什么,追问其存在的本体和根源是什么,追问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这种追问中,人不断地发现了自己和世界新的层面、新的关系和新的意义,确定了新的价值目标,制定出新的价值法则,创造了人类文明,丰富提高了人自身的主体性内涵。追问,成为人类特有的存在和活动方式。

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向不同的领域追问,使人成为不同的“立法”(康德语)者,创造出不同的价值文化。

开开门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班下班,应酬交往,学习培训,工作变动,家庭纠纷,孩子上学,老人住院,节日筹办,等等。人每天都要面对并且必须解决的这些生计问题,构成了人的日常生活内容和居家市井文化。

生产是生活的前提。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生产都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活动,都要求人向自然界追问,认知区别各种自然事物的属性,认知把握各种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和演变的规律。时间和空间是自然界的两个维度,古希腊人基于生产和航海的经验向空间追问,在点、线、面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原始几何学;欧几里德向毕达哥拉斯派的“几何原子论”追问,创立了欧氏几何;罗巴切夫斯基、黎曼等人进一步向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追问,创立了非欧几何(罗氏几何、黎曼几何),而非欧几何又成为相对论、量子力学、现代核能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先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以史为鉴,正确地选择发展方向,同样需要向历史追问,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果不追问“十月革命”反宪政和斯大林“大清洗”反人类的真相,就无法正确评价苏联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沈志华、何方对“抗美援朝”的追问,杨继绳对“大饥荒”的追问,以及人们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和“文革”真相的追问,都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毛泽东到底是“大救星”还是“大灾星”,是历史伟人还是历史罪人。历史科学的原则是“论从史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决定于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决定于什么决议或什么人的讲话和文章。

对自然本性和历史真相的追问,使人成为自然和历史的立法者,创造出人在自然和历史中,顺应自然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行为法则(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创造出认知性的“真”的价值文化。

人永远不可能达到自然或历史客体的“彼岸”,因此,“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反映”,只能是在实践和科学研究中不断趋向、接近于客体的一种主观的态度和方法,一种主体的价值选择和文本设定。“反映论”的前提是断定,人的认识已经与客体完全或基本一致了。既然人不能超越自己的“认识”了解客体,脱离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纯客体的本来面目,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仅从人的主观“认识”一方怎能断定“认识”与客体一致呢?“反映论”显然是一种独断论,而“独断论”实际上就是主观的唯意志论,毫无科学性可言。

“真”表面上看是一种事实判断(客观如此),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主观认为如此)。人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认识”本来是为了求得对象事物的纯客观的真相,但是,人只能通过“感觉经拼搏在线首页验”去“认识”,在“认识”的同时就已经赋予事物“感觉经验”的主观形式了。人认识到的事物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事物,只能是“感觉经验”中的事物。例如,太阳的光到达地球需要8分钟,人“认识”到的太阳永远只能是8分钟之前的“感觉经验”中的太阳,只能是关于太阳的“表象”,而非纯客观的太阳本身。

“真”对于人来说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事实判断,只能是在“感觉经验”中被反复证实的价值判断(符合人关于“真”的经验和认知标准),只能是一种经验化、对象化的主观认知。在人的“感觉经验”中,一直认为地球是不动的,而太阳东升西落,围绕着地球旋转,这显然是一种错觉和假象。科学的“认识”就是要不断地改变纠正“感觉经验”关于“真”的标准,在“感觉表象”中廓清“假象”,获取“真相”。而“真相”之“真”仍然只能是人在一定经验和认知条件下的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有待于进一步纠正深化。

自然和历史的真相不是直接呈现在独断论的所谓客观的“反映”中,而是间接披露于不断受到质疑、否定和“证伪”,因而不断加以修订完善的主观的思想形式和文本中。科学是一种愿意接受真相的态度和努力发现真相的方法,对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来说,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已经“反映”、掌握了多少自然和历史的“真相”,而是你在“证伪”的质疑中是否愿意放弃原有的结论和决议,接受更接近于真相的意见。这种批判性的不固守成见、不害怕质疑、不拒绝“证伪”,愿意接受真相的态度和努力发现真相的方法,就是科学之“真”的价值文化。

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也生活在社会中。不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就发生了向社会追问,人的言行如何才合理适宜及其标准是什么的问题。合理适宜的言行准则既有反映基本人性,在世界各国和各个时代都通行的规范,例如勤劳、正直、诚信、廉洁、宽厚、朴实、见义勇为、尊老爱幼、扶弱济贫等等,也有反映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特点的规范,例如以色列的“十诫”,中国古代的君臣父子、三从四拼搏在线下载德,毛泽东时代的忠于领袖、政治挂帅、阶级歧视,现代社会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竞争创新、合作互利等等。

对人的言行规范的追问,使人成为社会的立法者,制定出人在社会生活中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言行规范,创造出伦理性的“善”的价值文化。

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系统,“社会合作使所有人都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罗尔斯),保持社会系统的平衡、和谐和稳定,有利于社会所有的成员。但是,社会又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有统治者,也有被统治者;有地主,也有农民;有工商经营者,也有做工出力者;有富人,也有穷人;有权贵豪强,也有平民百姓,等等。强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和各种社会资源(土地、资金、企业、机构等)欺压盘剥弱者,就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破坏社会的平衡、和谐和稳定。扶危济困、抑强助弱、力行公平、伸张正义,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社会系统的平衡、和谐和稳定,使社会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维护,这就是社会最大的利益和“善”。由过度的压迫激起的过度反抗和大规模的冲突暴乱,不仅破坏了社会合作,使各方的利益受损,而且还会毁灭既有的生产力和文化,显然是社会最大的“恶”。

社会系统的平衡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动态的平衡。当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出现了新兴的阶级和力量,社会系统已无法在原有的利益格局中维持平衡,要求建立新的利益格局达到新的平衡时,就需要进行社会变革。新兴阶级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社会未来的整体利益,由它主导的社会革命或改革就成为社会最大的“善”。如果革命或改革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却不能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新的社会平衡;推翻了旧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了新的专制统治,再一次垄断社会的权力和利益,这样的革命或改革立刻就会成为社会最大的“恶”。

由某个家族、阶级或政党独占权力而建立的专制统治,可能在某些时候维持社会平衡,造成一个河清海晏、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但是,专制权力的私有性和垄断性必然导致统治者巧取豪夺、骄奢淫逸、腐败堕落,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平衡,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权力斗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罗尔斯),权力公有制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础。实行权力公有的民主宪政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持社会的平衡、和谐和稳定,使社会各方的自由、权利和利益达到均衡化和最大化,这才是社会最高的利益和“善”。

向自然追问,在空间的坐标中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向历史追问,在时间的坐标中确立人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向人的言行规范追问,在社会的坐标中确立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的关系。这些追问都是人的精神以某个外在事物(自然、历史、社会)为对象的追问,是经验性、实证性的追问,是形而下的追问。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黑格尔)。哲学是思想上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哲学不以外在的事物为对象,而是以人对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思想成果为对象,以人的思想本身为对象。如果说科学思想是对经验事实的反思和追问,哲学就是对科学思想的反思和追问,是对反思的反思,“对思想的思想”(黑格尔)。哲学追问的不是思想的对象和内容,而是思想的形式、结构、方法、规则、条件、范围、前提、依据、体系,思想与对象、思想与经验、思想与心理、思想与语言、思想与实践、思想与信仰、思想与艺术的关系,思想运动的路径和规律,以及思想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同一性和矛盾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等等。

哲学不具体追问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而是追问一个思想命题能够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是什么,即追问“真”的命题如何能够成为“真”,“善”的命题如何能够成为“善”,“美”的命题如何能够成为“美”。哲学的追问是回溯性、思辨性的追问,是形而上的追问。哲学的追问使思想更加清晰、彻底、严谨、缜密、丰富、深刻,对实践更具有预见性、穿透性、指导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思想的反思和追问,使人成为自己思想的立法者,制定出人的思想活动能够把握对象并能自生自洽的规则,创造出反思性的“智”的价值文化。

在古希腊文中,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智慧女神雅典娜被雅典人视为守护神,是他们最崇拜的女神。对智慧的“爱”,实际上是对真理的一种执着、敬畏和崇尚的信念。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能够不惧怕教会的火刑,坚持研究和传播“日心说”;张志新能够对自己反对“文革”的观点拒不低头认错,以致惨遭非人的酷刑和凌辱,最后被割喉处死。都是因为他(她)们秉持着真理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的信念。他(她)们才是真正的智慧之神。哥白尼说:“勇于探索真理是人的天职”。伽利略说:“追求科学,需要有特殊的勇敢,思考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是对“爱智慧”最好的注解。

人对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地震洪水、四季轮回等等)和人生现象(生老病死、贫富苦乐、吉凶祸福、时运机缘、意识梦境等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追问和解释方式,一种是基于经验和逻辑的科学理性的方式,一种是超验和幻想的宗教神秘的方式。恩格斯对宗教有一段经典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科学知识的贫乏,人类应对抵御各种自然灾难的力量十分弱小;也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不完善,社会缺乏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的基本制度,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都没有起码的安全保障,各种灾害、贫穷、饥饿、疾病、战乱和苛政等,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存。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和困苦忧患,人们无法从现实中找到原因和解救的出路,就只能寄希望于超验的“天国”和“来世”。把人的精神的对象化和各种“异己力量”的人格化统一起来,用幻想的方式塑造出能够创造世界、呼风唤雨、决定人的生死祸福的“图腾”、“神灵”和“上帝”,作为人膜拜的偶像。虚构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原罪和救赎”、“天堂和地狱”等一整套荒诞的宗教理论。以此来解释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祈求“神灵”祛灾降福,寻找精神上的安慰。

宗教是苦难和愚昧的花环,是用幻想和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自然、历史、社会和人的思想的一种追问和解释,是缓解现实苦难和伤痛的一副精神上的镇痛剂,是对科学理性的“真”、社会制度的“善”以及精神反思的“智”之不足的一种惩罚。

世界万物的“存在”都是自在性的存在,只有人的“存在”是自为和自觉性的存在。是人的“存在”发现了世界万物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的“存在”先于世界万物的“存在”。“存在先于本质”(萨特),人的主体性的自由活动,不仅发现和创造了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本质、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创造了人自身的本质、价值和意义。人和世界的存在不需要宗教的“天国”和“上帝”。

存在主义否定任何“决定论”。但是,存在主义终究回避不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自由选择创造了世界和他自己的本质,那么,人的这种自由选择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自由选择”本身就是终极原因,“自由选择”就成了世界和人自己的最高决定者,成了万能的上帝,这样就又回到了“决定论”。而且,如果人真的能决定一切,人的自由为什么不能违反、超越自然、历史和社会的规律,人为什么不能超越死亡呢?可见人的自由并不能决定一切。

康德说:“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使康德产生“神奇和敬畏”之宗教情怀的,显然不是表面上的星空和道德,而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自然和人生的终极意义。从终极的意义上说,“我”到底是谁?每一个人的“我”,是相通的连续的整体,还是独立自足的空前绝后的个体?“我”是一种幻觉,还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世界因“我”而存在,世界在“我”之内,还是“我”因世界而存在,“我”在世界之中?如果每一个人的“我”各不相同,每一个人的世界也不相同吗?“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庄子》)。世界(宇宙)从何而来?人和世界为什么会按如此奇妙独特的方式存在?谁是这个“奇迹”初始的原创者?也许有,也许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宗教也许会消亡,但是,对人生和世界终极意义的这种超验的宗教性的追问,将永远伴随着人类。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东坡《赤壁赋》)。自然孕育了人,也孕育了人的理性。人能够认知、改造自然,人是高于自然的。同时,人的知识和能力极其有限,相对于浩瀚的宇宙自然,人又是渺小的。对未知广漠领域的神秘感和对无限自然的玄想,产生出人对“神”(上帝)的敬畏和崇拜,产生出神圣的宗教信仰。宗教的具体制度和条文是反科学、反理性的,然而,宗教的神圣性和超越性精神,却是孕育理性和文明的温床。理性是智慧(良知)之光,信仰则是点燃智慧(良知)的火种。信仰托起理性,给理性以信心和力量。神圣的信仰犹如上天无声的命令,使人敬畏真理,敬畏道德,敬畏法律,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使人能反省、知荣辱、有节制、有责任、有担当,具有崇高的道德感和使命感。

人的主体性活动是一种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感性实践活动,向自然、历史、社会、人的思想以及“天国”的追问,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精神即自由理性精神的某种实践性功能,涉及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很多具体事物,受到各种现实矛盾和利害关系的缠绕,也受到各种功利目的的限制。致使自由理性迷失、淹没在各种具体事物和矛盾的纠缠中,迷失、淹没在各种现实的忙碌、困惑和烦恼中。自由理性是人的一种隐性的心理能力,没有因外部对象的刺激而引起的“追问”,它就会隐藏消失于无形之中。在现实的生活中,自由理性不是隐藏于无形,就是迷失于对象;不是无知无觉,就是困惑烦恼。只有在对美景和艺术形式的闲适的观照和欣赏中,在有“追问”却无实际“追问”对象的状态下,自由理性才能超越具体事物和矛盾的纠缠,轻松自在地显露出本体和真身。

不涉及现实中人和事的艺术“形式”(音乐中的音符、旋律,绘画中的线条、色彩,文学中的形象、意境、人物的性格、命运、情感等等)一方面指向具体的自然环境、历史场景、社会生活和思想活动,诱发、调动自由理性在向“真”、“善”、“智”的追问中显露出来,一方面又引而不发,不使它陷入具体事物和矛盾的纠缠,在其中淹没、迷失自己。人的生命和精神在艺术“形式”的整合引导下,进入一种浮想联翩、情景交融和物我两忘的意境之中。“美”就是生命和自由理性的“本体”在艺术意境中的直接显现,并在显现中发现、认知、体验到了它自己。“美”就是形式化、韵律化、意境化的人性、人的生命感性和自由理性。

“美”是本体,“真”、“善”、“智”只是功能。如果说“真”、“善”、“智”是自由理性对象性、功能性的文化成果,“美”就是自由理性内涵性、本体性的形象显现。“美”不涉及现实中的人和事,只涉及其“外观形式”,因此,“美”并不追求“真”、“善”、“智”的实用功利目的。但是,“美”却“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在更高的即本体的层面上俯瞰“真”、“善”、“智”,包容“真”、“善”、“智”,指向“真”、“善”、“智”。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美”“无目的却又合目的”的奥秘之所在。

在艺术的形式和意境中直观显现“追问”(自由理性)的本体,使人成为艺术形式和意境的立法者,制定出艺术形式的规则,创造出本体性的“美”的价值文化。

向“真”追问,向“善”追问,向“智”追问,在“美”的形式和意境中显现、构建生命和人性(自由理性)的“本体”。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人类文化构建的方式,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

2014-1-12